明升体育从 1950 年到 2015 年，人类累积制造了8亿吨的广义塑料，其中，纤维塑料 10亿吨，日常所说的塑料73 亿吨 。加上2016 ～ 2019 年的全球塑料产量，估计到2019 年底全球塑料累积消费量已超过100亿吨、日常所说的塑料约 88 亿吨。塑料在全球范围内以惊人的速度积累，即使在偏远的地方，如南太平洋无人居住的亨德森岛也是如此。截至到 2015 年，人类累计排放了约 63 亿吨塑料垃圾，其中只有9% 被回收，12% 被焚烧，79% 的塑料垃圾被填埋或遗弃在自然环境之中。被填埋或遗弃的塑料总量高达 49 亿吨 ，占全球塑料累积总产量的 59%。海洋的塑料污染问题已非常严峻。在全球尺度上，每年约 3% 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例如，2010 年约 480~1270 万吨垃圾从陆地输入到海洋 。塑料在海洋中主要有两种出路：漂浮回岸边或漂移到深海。进入海洋的塑料中有 94% 最终落到了海底 ，科学家在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也检测到大量微塑料。《2011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年鉴》将海洋废弃物作为三大主题之一，并特别强调：微塑料是新兴的环境问题。已有690 种多海洋物种被证明摄入了微塑料 。在人类食用的蛤蜊 、鱼以及食盐中也证实有微塑料。河流是海洋中塑料的最主要输入通道 。然而，目前公众对河流的塑料污染关注远低于海洋。对陆地塑料污染关注也不足。陆地的微塑料污染规模可能较海洋污染高4~23 倍 ，农业土壤可能较海洋“储存”了更多的微塑料。塑料工业消耗了全球 8% 的石油，仅塑料制造阶段（将树脂制成塑料产品）就产生了全球 1% 的碳排放。若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塑料生产和使用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 3.8%。照常发展模式下，到 2050 年，全球塑料生产将消耗全球 20% 的石油供应总量，其中，1/4 多产品是一次性的 ；塑料生产和使用的碳排放可能占全球碳预算总额（2° C 情景）的15%，这尚未考虑塑料在开放环境中降解产生的碳足迹。塑料的环境影响的代价是触目惊心的。据 Truecost 的调查，消费品行业每年使用塑料的自然资本总费用超过750 亿美元 ，食品行业责任最大，占塑料的自然资本总费用的 23%。超过 30% 的自然资本费用来自上游原材料开采和塑料原料制造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下游最大的影响是海洋污染，每年的自然资本费用至少 130 亿美元。塑料消费引发了资源环境、生态、美学和人类健康等诸多问题，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线性的全球塑料利用模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塑料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塑料消费国。年塑料（初级形态塑料）产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 400 多吨，1995年约为 1100 万吨，2000 年为 2590万吨，2010 年为 5830万吨，自 2015年突破7500 万吨。中国人均塑料消费量在 2010年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0 公斤），目前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2 倍。然而，与发达国家的人均塑料消费水平、塑钢比相比，中国的塑料消费尚属相对低水平。
年，中国初级形态塑料生产累计产量为 2000 万吨；1991 年以来，初级形态塑料生产加速。全国初级形态塑料累计产量在 1991 ～ 2013 年的13年里突破1亿吨，在2004 ～ 2017 年的 14 年里突破 7 亿吨，在 2018 与 2019 的两年里再增加 1.8 亿吨。截止到 2019 年底，中国的初级形态塑料产量已累计到 10 亿吨明升体育。
塑料在自然环境中降解一般需要数百甚至上千年，从环境容量的角度而言，塑料已经成为超级垃圾。作为石油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塑料消费大国，中国在“限塑”——调控塑料生产、消费与后端处理、处置问题所处的情形较全球大多数国家更紧迫。
从塑料制品的大类视角，评估传统塑料（即化石基塑料）从源泉到厂门口这一部分生命周期阶段的环境影响，分析从原材料（原油）获取开始，到在工厂制成塑料制品为止。
塑料制品在来到消费者身边之前，经历原油开采、基础化工原料（三烯三苯）制取、塑料树脂聚合、初级塑料加工到塑料制品加工等主要工业过程。乙烯被誉为“石油化工之母”，是塑料链条中一条“龙头”。2017 年，中国石脑油裂解路线%；MTO/CTO （甲醇制烯烃/煤制烯烃）所占比例近 19%。“三苯”生产重整分离与芳烃抽提是塑料链条中另一条“龙头”。尽管纯苯是中国国内芳烃龙头，但由于纯苯是各种工艺来源的副产品，在实践二甲苯即 PX 的生产能耗更受关注。
现代石油化工中的化工部门主要采用联产模式生产。一般而言，多联产系统的主产品和副产品均应列入评价范围内。本报告采用该分析理念，在高值化学品（HVCs）中基于经济价值分摊环境影响，轻烯烃的质量按 100% 考虑，非轻烯烃的质量按 50%折算。
聚乙烯（PE）的品质不同，制造环节的环境影响也不同，其中高压低密度聚乙烯（LDPE）生产的环境影响最大。LDPE、LDPE（高密度聚乙烯）、LLDPE（线性低密度聚乙烯）装置的能耗系数参考《聚乙烯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以广东省为例）》中的能耗限额水平取值，取水系数根据地方工业标准中的取水限额出现频数较高的值取值。生产过程中的电力的碳排放按实际发电碳排放计入。截止到 2017 年，中国聚丙烯（PP）装置产能 2147 万吨，其中油头装置产能占总产能的58.03%，MTO/CTO 装置产能占 31.25%，PDH 装置产能占 10.71%。综合工艺构成，吨 PP 生产的能耗取值为 90 kg oe。依据地方取水定额，吨 PP 生产的取水 2.5 m3。分析表明，PE 树脂与 PP 树脂的能耗系数接近，为 0.8 t oe/t，碳排放强度也大致相当，约为 2.6 t CO2/t。PE 树脂的水资源影响强度（16.6 m3/t）相对高，是PP 树脂的 1.5 倍左右。
根据氯乙烯单体的获得方法，聚氯乙烯（PVC）树脂可分为电石法、乙烯法和进口单体法。乙烯法 PVC 生产的物质流见图 3- 4，每吨 PVC 树脂生产需要消耗乙烯 0.50吨、氯气 0.65 吨，追溯到原材料源头，需要消耗石油 0.8 吨 ，此外还消耗食盐 1.0 吨。乙烯法 PVC 生产的直接环境影响与完全环境影响：每吨 PVC 树脂生产消耗能源 2.0toe，排放 6.7 t CO2，取用水资源 11.5 m3。国内 70% 以上的企业采用电石乙炔法工艺生产 PVC，其能耗约是乙烯法的 3 倍左右，吨 PVC 的水足迹为 25 m3 。
聚苯乙烯（PS）树脂生产的上游为苯乙烯。目前世界上苯乙烯生产主要采用乙苯脱氢工艺和苯乙烯 / 环氧丙烷（PO/SM）共氧化法。其中，乙苯脱氢法占全球产量的 80%
多。研究着重分析乙苯脱氢法（纯乙烯法）生产苯乙烯的环境影响。聚苯乙烯根据物化性质有非可发性聚苯乙烯（PS）和可发性聚苯乙烯 (EPS)，前者主要包括通用级聚苯乙烯（GPPS）和高抗冲聚苯乙烯（HIPS）。中国 EPS 与 GPPS/HIPS 的产能构成比约为 64%：36%，前者主要用于建筑用保温材料和包装及包装缓冲材料，后者主要应用领域为电子电器、日用品和办公用品。每吨 GPPS/HIPS 生产需要苯乙烯 935/990kg，消耗电力 340/250kWh，不同工艺原料需求与能耗有所差异，地方取水定额为 2.5 m3/t。综合估计，中国每吨聚苯乙烯生产共消耗能源 1.4toe，排放 4.2tCO2，取用水资源 17 m3，这些是原料苯乙烯对环境影响。
EPS对环境影响较 GPPS/HIPS 高。在天津，发泡聚苯乙烯制品综合能耗限额3.2 吨标准煤，取水定额为 18 m3
ABS 树脂（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树脂）是由单体苯乙烯、丙烯腈以及聚丁二烯橡胶生产的共聚物 。生产方法有三类：乳液接枝聚合法、连续本体聚合法、乳
全国每制造 1 吨塑料制品平均能耗为 0.27 toe，其中电力 500kWh。综合生产原料包含的资源环境影响。同类产品而言，能源消耗以 PVC 塑料制品的最高，其次为PS 与 ABS 塑料制品，PE与 PP 塑料制品的最低且大致相当。各类塑料制品的W2P 碳排放系数（图 3- 6）比较关系与之类似。水资源影响则是 ABS 产品最高，其次为 PS 与 PP 产品，而 PP 与 PVC 产品最低。不同原料制成的塑料制品的资源环境影响比较关系基本一致，对环境的影响由高到低依次为：其他塑料制品、日用塑料品、薄膜塑料、包装塑料。
综合用后处理、处置的难易程度及处理技术的资源环境影响，塑料制品的资源环境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其他塑料制品、日用塑料品、饮品包装瓶、外卖餐盒、日化品包装、其他包装、薄膜塑料袋。考虑用后处理、处置环节，包装塑料中饮品包装瓶回收利用相对容易实现，其次为日化品包装、外卖餐盒，而薄膜塑料、其他塑料包装的收集难度要相对大得多。全国大中城市垃圾填埋场垃圾组分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填埋塑料废弃物中最常见的类型是塑料袋，占 41%。
中国是塑料生产大国、消费大国，也是生物塑料生产大国。国内的政策语境和媒体偏好使用“可降解塑料”一词。公众可能将之等同于“可生物降解塑料”、生物塑料。而事实并非如此。可降解塑料明升体育，是从降解途径与机制而言的，包括光降解塑料、热氧降解塑料和可生物降解塑料三类。
生物塑料是新生代塑料，是相对于石油基、不可降解的传统塑料而言的，指生物基的、生物可降解的以及二者兼具的塑料。生物塑料有三大家族：生物基可降解塑料；生物基不可降解塑料、石油基可降解塑料。2019 年，全球生物塑料年产能211.4 万吨，其中，可生物降解塑料产能占 55.5%，从上游看，生物降解塑料以淀粉基、PLA 和 PBAT 为核心。淀粉基塑料性能缺陷大，使用范围和规模均受限，PLA 和 PBAT/PSB 产业化程度相对高、产能增长快，二者分别在硬质材料和软质材料领域占优势。
生物塑料和可降解塑料，这两种称谓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考察塑料问题、治理塑料污染问题的视角差异。相比而言，可降解塑料立足于塑料垃圾滞留困境，寻求来自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末端处置方案。生物塑料还立足于资源耗性问题，寻求来自自然经济系统的解决方案。2018 年中国可生物降解塑料产能为 45 万吨。全国产量为 13.5万吨，仅占全国 1.08 亿吨塑料产量的 0.13%，国内市场需求 4.2 万吨，约三分之二的可生物降解塑料销往欧洲等地。
PBS（聚丁二酸丁二醇酯）是目前世界公认的综合性能最好的可完全降解塑料品种，但是，存在抗撕裂性能较差和韧性不高的缺点。PBS 由丁二酸（SA）和 1，4 丁二
醇（BDO）缩聚而成。国内 SA 主要以顺酐为原料采用电解法制得。顺酐产能一直以苯氧化法路线为主，研究基于苯氧化法工艺评估顺酐的环境影响。BDO 产品主要以乙炔和甲醛为原料采用炔醛法生产。生物法制 BDO 和 SA 占比极微，其碳素完全循环的绿色属性正吸引生产者加快产业布局。
PBAT（己二酸丁二醇酯 -co- 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是热塑性可降解塑料，成膜性能良好，可以克服 PBS 抗撕裂性能较差和韧性不高的缺点，是替代传统塑料中最富技术优势、成本优势的可降解塑料品类。其下游产品主要是塑料包装薄膜、农用薄膜、一次性塑料袋和一次性塑料餐具。PBAT 制备有三种酯化方式：共酯化、分酯化和串联酯化。研究选用以己二酸（AA）、对苯二甲酸（PTA）、丁二醇（BDO）为单体的共酯化工艺。不同路径的 AA 生产工艺均以苯为主要原料，环己烷法工艺每制取一吨 AA 约需 0.75 吨纯苯。PBAT、PBS 在化工产业链中位于三烯三苯的下游。二者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客观上决定，若其化石基原料格局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生产单位质量的 PBAT、PBS 产品的环境需求较传统的 PP、PE 树脂高。有学者研究分析表明，PBAT 和 PBS 的能耗分别是PP的 3 倍和 2.5 倍，碳排放是 PP 的 2.6 倍左右。
聚乳酸（PLA）被认为具有逐步取代传统塑料的潜力。可用于注塑、薄膜、片材、纤维几乎各种塑料用途。PLA 原料广泛，一代 PLA 以谷物、木薯等农产品为原料，存在与粮争地的风险，二代 PLA 以秸秆等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剩余物为原料。全球及国内已有 PLA 装置主要是一代装置，玉米是国内 PLA 的主要生产原料。二代PLA 装置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将逐渐取代粮食基 PLA 装置的主导地位。研究设置三种情境评价谷物（玉米）基 PLA 的环境影响。情境 1 既考虑玉米的碳库功能，也考虑秸秆在产业链的能源化利用。假定 50% 的秸秆被收集制能，能源转化效率为45%。当弃之不管的塑料处置模式发生时，PLA 产品中的碳排放与传统塑料中的碳命运并无本质的区别，而且，PLA 产品的水耗较化石基的 PP、PE 高20%左右。每吨 PLA 的能耗与 PP 树脂的能源足迹大致相当，但是，最终碳排放不足 PP 的10%，这归功于作物碳库功能沿着产品链从谷物传递到 PLA 产品之中。
PPC（聚碳酸亚丙酯）是 CO2 和环氧丙烷（PO）的交替共聚物，被评价为可“抑制温室气体排放”。该产品具有高阻隔性（隔氧性）和生物相容性，目前主要用于农膜、
食品及医药品包装明升体育、餐具等领域。PPC 树脂玻化温度较低，通常与其他树脂共混，以提高制品的整体性能。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开发的 PPC 工艺生产产品是与PBAT 共
混的 PPC 薄膜专用树脂。纯 PPC 生产的 CO2 与 PO 消耗配比约为 40%：60%。PO 合成有三种工艺：氯醇法、间接氧化法、直接氧化法。国内氯醇法路线%，该路线成本竞争力强，但水资源和氯气消耗量大。双氧水直接氧化法（HPPO）产能占 13%，该工艺环境友好度高，但技术难度大。不同工艺制得的PO 可翻转 PPC 产品与传统塑料对环境影响的对比关系。当 PO 来自氯醇法路径时，生产 1 吨纯 PPC 聚合物的能耗是 PP 能耗的 2.5 倍，产生的碳足迹和水足迹是PP 的 3 倍。PPC 的碳足迹有 60% 左右来自原料，40% 左右。来自工艺能耗。若PO 来自直接氧化工艺时，单位 PPC 的环境绩效显著改善，能耗、碳排放仅为氯醇法的 60% 左右，水足迹不足氯醇法的一半。
伴随“禁塑令”的升级与实施，可降解塑料成为了一次性传统塑料的重要替代品。分析表明，不同品类（大类）的可降解塑料环境绩效差异显著，在塑料领域，“可降解”并非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代名词（见下图：不同属性树脂的碳排放比较）。塑料的本质碳龄和其在产品链中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相对环境友好性。
上图比较分析是基于质量单位而言的，未考虑从聚合物到塑料制品中的物料需求差异。向下游加工、制取塑料制品的过程中，每吨可降解树脂与传统树脂的能源需求基本相当。然后，塑料使用是功能决定的。在功能单位一致的情况下，新生代塑料制品的物料需求普遍较传统塑料制品要高，例如，1.5~2 公斤 PBS 制塑料托盘在功能上才与 1 公斤 PP 制塑料托盘相当。在功能单位下，PBAT 塑料、PBS 塑料的环境影响通常会更大一些。对不同区域宣称为“可降解”的塑料制品进行原料组分调查，100% 生物基的塑料制品占比极微。全国可生物降解塑料产量仅十几万吨，有限的供给与“禁塑”带动的巨大需求之间有巨大的缺口。商机之下，工艺成熟、投资相对低的 PBAT/PBS 产能扩张冲动明显，PCC 也备受关注明升体育。然而，高碳排放的PBAT/PBS、PPC 产品在市场中叫座，在环境中并不叫好。特别是当末端处理方式为焚烧的情况下，替代既不能实现“减量”的政策预期，又支付了更高的环境成本，公众原本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绿色购买（可降解塑料）支付变成了损害环境的“赔偿金”。
已出台的塑料相关政策纷纷提到生物降解塑料、可降解塑料。例如，2018 年新版《快递封装用品》规定“快递包装袋宜采用生物降解塑料”，2017 年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鼓励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提供可降解的食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2016 年年底发布的《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 年，可降解的绿色包装材料应用比例将提高到 50%。
需要特别警醒的是，在塑料领域，“可降解”并不等同于低环境影响。塑料的本质碳龄、在产品链中的位置，加上后端处理处置方式，共同决定着其全生命周期的环境绩效。当可降解塑料的命运被制度设定为焚烧时，化石基的可降解塑料更不环保；当 PPC生产原料来自高能耗高排放的氯醇法工艺时，碳基的可降解 PPC 塑料也是如此。当塑料使用后被抛弃在绝大部分地点时，PLA 产品中的碳与化石能源中的碳没有本质的差异，皆为沉睡的历史黑碳。
根据住建部的统计，2017 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 2.15 亿吨、县城生活垃圾清运量 0.7 亿吨；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1.8 亿吨，人均垃圾产生 0.8 公斤 / 天，其中至少有 0.7 亿吨以上未作任何处理。塑料一般占城市生活垃圾的 10％～ 18％，部分地区占比达 20％及以上 [37,38]；占农村生活垃圾的 8%（中间值）。焚烧正在成为中国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主流手段。城市垃圾中焚烧占比从 2000 年的 2.2% 提高到了 2018 年的 45%。《“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0 年，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比例达到 50%。根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新能源部的分析，到 2035 年，全国 75% 的清运垃圾（折合 4.1 亿吨）将用于焚烧发电。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十分高。有学者研究表明，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全过程的社会成本 2253 元 / 吨（2017 年）。其中，收集、运输和转运环节的成本为 1164 元/ 吨，焚烧排放二恶英致癌健康损失 764 元 / 吨，焚烧享有的各类补贴合计为 325 元 /吨。填埋的全过程社会成本也很高，为 1530 元 / 吨（2012 年），其中，收集成本约占60%。垃圾焚烧的二恶英排放及对健康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北京某生活垃圾焚烧厂周边大气中二恶英 PCDD/Fs 质量浓度和毒性当量浓度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8.3~ 115pg/m3 和0.11~1.9pg I-TEQ/m3，对焚烧厂周边区域人群的 PCDD/Fs 呼吸暴露剂量处于较为安全的水平。有研究指出食物是人群二恶英暴露的主要介质，经大米和面粉摄入二恶英的量超过总暴露量的 90%。与烟气相比，飞灰中二恶英的检测数据更少。国内的一些中小城市建设了一批小型垃圾焚烧厂，单台焚烧炉规模多在 100 t /d 左右 ，环保设施简陋，二恶英隐患要较大型焚烧炉严重。垃圾焚烧使公众承担了“巨额”的健康损失，地方政府负担了“巨额”的焚烧补贴，国家还面临着不然忽视的石油资源耗用与浪费。在错位补贴刺激下，焚烧企业对废旧资源缺乏资源化利用动机。随着焚烧规模的增加，健康损失、财政负担资源浪费都有加剧的可能。
中国的禁限塑管理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历经 30 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由局部性管理向格局初成的全局管理的过渡。“限塑”已经覆盖了从原料生产、加工到销售、
使用再到回收利用等全产业链环节、产品全生命周期。在实践上，目前的政策设计总体以应对产业链末端的塑料垃圾污染为宗旨的禁限塑，在理念上，已向应对线性塑料经济为宗旨转变，致力于走出一条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塑料经济发展新道路。在产品方面，禁限塑的覆盖范围从“两薄”为切入点（“两薄”指超薄塑料购物袋和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逐步分阶段扩大到禁止 13 类塑料制品（截至 2025 年底）。随着供给侧改革与技术创新的发展，禁限塑清单将纳入更多的一次性、短寿的塑料制品，人民的生活便利度不仅不受影响，反而会更加安全、环保、绿色。在产业链条上，禁限塑政策已覆盖了原料生产、加工、销售、使用、回收利用等全产业链环节，推动中国走出一条塑料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的新道路。从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角度进行禁限塑的思路与原则，蕴含于新“限塑令”中。塑料原料聚合物生产、塑料加工、包装、餐饮、批发零售、外卖平台、电商快递、住宿会展、农业生产、资源回收利用等十大行业进入禁限塑料、绿色塑料的政策框中。新“限塑令”还将“开展不同类型塑料制品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研究评价”列为强化科技支撑的四项内容之一。在政策手段上，命令控制型、经济刺激型、社会型工具 3 类类型不断丰富。但是，主要以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对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料、产品、技术以及消费者消费活动中消费产品直接管制。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以排污收费制度和资源税为代表的较为齐全的经济型工具体系。在塑料领域，应用的经济型政策工具主要是环境补贴、绿色信贷、税收减免，押金返还机制缺乏。社会型环境政策工具以环境宣传教育、公众参与为主，自愿协议、环保先进集体考核表彰、环境信息公开等为辅，环境信息公开相对薄弱。在能力建设方面，注重四种能力建设。以系统思维推进绿色塑料经济相关制度的改革与不断完善，推进关键技术产品自主创新，推进塑料产品的供给侧改革，推进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不断提高塑料污染与绿色发展的系统治理能力。以法制思维，全产业链条推进塑料治理的制度化明升体育、规范化，提高塑料污染与绿色发展的依法治理能力。以合作共赢思维推进多主体合作治理，多部门齐抓共管，多工具组合使用，提高塑料污染与绿色发展的合作治理能力。以预防思维，构建塑料全产业链管理，以科技创新与示范工程推进为抓手，不断提高塑料污染的源头治理能力。在政策效果达成方面，有关塑料的合作治理格局、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完善政策工具、提升治理监管体系与能力等制度建设目标履行较好，“两薄”塑料减量成效显著。但是，包装及新兴领域的电商、快递、外卖等重点或热点用塑行业的减量发展还面临诸多约束。在政策执行中，规模以下企业、规模较小的零售场所总体游离在禁限塑执行圈外。生产者创造塑料新产品的速度明显快于政策所能覆盖的范围。面对新增的形态千变的塑料产品，“限塑”政策一直难以有效应对。
中国的塑料管理制度建设取得了可喜进展，目前总体处于全局发展的起步阶段。禁限塑管理还面临系列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政策目标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可降解为主的源头治理与以焚烧为主的实际管理冲突明显。既有相关政策虽然是全产业链条的，但是“一头一尾”特征明显，以制造环节为主，监管重点是塑料制品的质量、规格要求等方面，管理主要集中在市场监管部门；次之为末端处理，特别是焚烧。这导致了末端处理的政策目标失衡。可生物降解塑料不能彻底解决塑料问题，特别是垃圾处理走焚烧为主的路线时。塑料经济依然是开环的、线性的，物质闭环程度待提升。
另一方面，社会各主体对禁限塑的态度与行为也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在塑料领域，“可降解”并不等同于低环境影响。在有限的知识内，公众易认为可降解的塑料就是绿色环保产品，基于此的消费、生活是绿色的。政策产生的公众认知误导，诱发消费者行为选择错位。此类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二元性无法自动破除。既有相关政策是全产业链条的，然而，重“一头一尾”，轻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全环节均需要大力促进能力建设。例如，在上游，生物基全降解塑料亟待突破工艺、产能、产量与成本约束，制造及流通部门亟待增强绿色产品、循环再用包装的设计研发能力，流通环节亟待加强可量化的监管能力，末端处理亟待提升用后塑料的分类与材料化回收能力。
此外，一些很好的管理机制尚未落地。首先，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强制回收产品和包装物目录在塑料产业链上还浮在政策的书面层面。其次，在源头减量方面，尽管已经发布了针对包装、运输行业的规定，但是缺乏执行效果的跟踪与评估。再次，在流通环节上，超市、餐饮等主要塑料消费的诱发者游离于责任体系之外，大多数塑料产品制造者也是如此，生产者与流通商普遍还秉承着走“量增”的扩张路径。此外，相关规定分散，部分内容断条。
推动塑料经济从开环的线性模式走向闭环的循环模式，是一场从理念、技术、管理及生产、消费的系统性变革。这场变革需要全社会各产业部门特别是与塑料紧密相关的
各产业部门，以及消费者都参与到其中，需要政府部门尽快完善全产业链条的禁限塑政策框架。
中国的塑料管理体系整体上是国际领先的。相较而言，源头的材料利用的理念及政策设计上明显滞后于欧洲国家；中间产业链条上的包装政策有待进一步夯实，在此方面，
韩国与欧洲各有千秋；末端的垃圾分类政策赶不上韩国、日本与一些欧洲国家，在用后塑料处理与利用的市场创建方面滞后于欧洲一些国家与美国。在政策系统上，生产者责
任扩展制的设计、实施与配套还有待夯实、完善，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瑞典以及韩国在此有先进的经验。
促进中国塑料走向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包括 :（1）促进易回收的塑料实现 100% 回收；(2) 提高塑料在经济系统的循环性能；（3）减量发展与平衡发展。
促进易回收的塑料实现全回收，是减排塑料垃圾，提高回收再利用的关键。唯有易回收的塑料实现 100% 回收，塑料才能停留和循环于经济系统。这需要塑料分类、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从理念到机制的革新，同时加强基础建设及监管能力。
提高塑料在经济系统的循环性能，指塑料持续运行于经济系统之中的能力。主要有两大抓手：一是提高塑料的可回收性，二是减少塑料原料对耗竭性资源特别是石油的依赖。
化学回收塑料被一些企业、专家寄予厚望。与传统循环利用方式相比，化学回收工艺适用范围更广，可以将塑料聚合物重新转化为原始分子，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加工、使用与材料回收塑料。在相关领域，很多全球领先的化工企业已经行动起来。例如，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化学回收商 Agilyx、欧洲化工企业巴斯夫、薄膜生产商Südpack、日本的东洋苯乙烯，已经行动和着手产业布局。降低塑料对耗竭性资源的依赖，是推动塑料行业升级发展的另一大重要举措。这既需要开发可再生资源来源的塑料原料，更需要生产者从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及使用包装等从理念到行动的变革，前者如不生产、少生产甚至革除一次性产品（特殊用品除外），后者如减少不必要包装、开发易回收且易再资源化的包装。
减量发展是当前的塑料管理的主旋律，平衡发展是未来的主旋律。塑料平衡发展可以描述为：经济系统对塑料原料的需求 100% 来自其回收再利用塑料制品，虽然由于产品用途要求，少量的塑料原料需取自自然可再生资源，但是，用后富余的那部分回收再制造原料足以补偿来自可再生资源的塑料原料的消耗。当塑料足迹小于其塑料再生量时，塑料（承载力）盈余发生。塑料承载力盈余的国家会拥有塑料信用，如同碳信用一样。预计这种情形将先出现于那些基础建设完备、塑料消费达峰的国家与地区。这需要塑料产业链、全环节的创新发展与联动、合作发展。